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皇帝由于长期的足疾导致病毒侵入体内与世长辞，按照周岁计算此时的英宗36岁，不到37岁，对比现代的标准他还处在青年期，但我们的皇帝已经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沧桑，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再到天堂，对于我们的皇帝来说天堂与地狱已经没有区别，他需要的更是一种心境，在追逐这种心境的过程中我们的皇帝获得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从1436年至1464中国的政治滑过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普遍被后世认为是明王朝一个动荡时期，因为这个时候的明王朝面临着民族危机，发生了皇位更迭问题，还有一系列人事上的非正常变动，但我们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考虑，这二十八仍旧是沿着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运转，大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外部动荡更理性的讲只是草原跟农耕的一种例行性碰撞，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件使得这种碰撞被放大。皇位的更迭和中枢的变动也是在紫禁城内进行，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波及，更多的人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大的外患并没有发生，但一个不能令人忽视的内忧却在悄悄成长，这就是流民问题。
正统五年是正统年间的一个分水岭，随着太皇太后张氏的离世，王振正式走向前台。后世多责备英宗昏馈，三杨无所作为，但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王振在某种程度上是实行皇帝的意志。已入暮年的三杨已不具备领导中枢的能力，王振除了跋扈以外，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不仅如此，正统朝王振还有一些亮点。他禁止宦官出去采购、骚扰民间，解决了宣德朝的一大弊病，他对流民问题、侵占田地问题、皇帝的教育问题、宫中礼仪问题、帝国的安全问题也倾入了更多的关注。但这些并不能将他塑造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宦官，在皇帝缺政和文官羸弱的情况下他暂时发挥主导性作用，即使没有土木堡事件，王振最终也会退出帝国的舞台。
明初的皇室向来都有尚武传统，朱瞻基虽然改变了朱棣对外征伐的策略，但是对巡游、围猎等事情毫不放松。到了正统年，皇帝似乎又拾起了朱棣的策略，三次大举征讨麓川，到了瓦剌犯边的时候随即亲率大军出塞炫耀武力，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若不是后面遭遇惨败，没有人会对皇帝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是明王朝从前宋那里吸取了教训，他们对外族一直持敌视、拒不谈判态度，这些都使得土木之灾后的局势被放大成了一个举国哀悼的事情，他们并不明白关外的那些瓦剌人实际上只是想经常性的获得一些物资而已。
土木堡事变后在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的主张下重新拥立了一个皇帝，虽然这一行为有违儒家礼法，但在那个人心乱糟糟的时候的确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它更是对瓦剌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这个王朝不会因为皇帝被俘而放下姿态谈判，不仅如此，在明末那个形势更加危卵的情况下，这个王朝依然坚持它的独立操守。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文臣们废立皇帝一事过于求责，也正是明王朝不留后路的态度才使得英宗皇帝在付出极小代价情况下能够顺利回归。
英宗时代中国历经了三朝，但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三朝更可以认定为一朝，它始终贯穿于朱祁镇这条主线。在他还不具备成熟处事能力的时候，他是任用王振为挡箭牌。当他第二次君临天下的时候，他更乐意于看下面的人斗来斗去，他就像一个隐藏在幕后的人，平静的观察、主导着一切。的确，正统到天顺的二十八年，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但最终仍是平安度过，这里故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也同时跟朱祁镇处理复杂政事的能力有关。
在自己少年的时候他懂得如何用王振保持朝堂上的平衡，在土木堡事变后自己被俘，他懂得如何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跟也先周旋，如何取得对方的认可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在回到北京后自己更是小心翼翼的生活，在天顺三年和五年他毫不犹豫的剪除了那些对帝国有威胁的人，处理完了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人后，他便开始培养和任用一批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之人作为帝国的未来。
我们的天子还是一位勤政的人。他每天五鼓起来拜天、朝庙，接着便是批阅奏章和举行朝会，如此繁复礼仪和繁杂的工作他都认真的去做，甚至比他的臣僚做的还要好。他衣食从不挑剔，经历了一年大漠的生活，奢华在他眼里已是浮云，他更追求一种平淡如水的生活。
后世人看英宗更乐意提及的是他那善良的秉性，他释放了被关押达56年之久的建文帝幼子，他临死之前废除了殉葬，他对国内的流民始终采取安抚的措施，他对自己弟弟的家属还很优待，甚至在朱祁钰病情转好后他还面露喜色，自己的配偶钱皇后虽然并无子嗣，但英宗始终如一的对待她。对待平民英宗皇帝也继续强化洪武皇帝制定的优老政策。
英宗所在的二十八年我们理不出头绪，虽然有不少国章典故，但并无大的朝政得失。英宗并不是一个昏聩、无主见的皇帝，他更是一个复杂、难以捉摸的皇帝。在他身上体现了决绝与犹柔、勇敢与怯懦、随和与、扩张与内省，他必然带着这些特点走完他复杂而又矛盾的一生。
正统到天顺表面上吵吵闹闹，实际上并无大事可记，只好算在是乱乱糟糟、平平淡淡的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