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义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显义也。非事无义，非义无显，斯以文成数万而无余辞。若夫言可立义，而义非事有，则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传心，心亦终不可得而传。
盖说《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书“元年”，非有义也。事不足以载义，义亦不得而强附之。凡数之立，以目言之则二继一；以序言之则二继初。目以相并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后贯，其理别矣。故《易》言“初”言“二”以达于“上”，《春秋》书“元”书“二”以迄于终。《乾》始不可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
乃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资始，《坤》之资生者也。夫《乾》之资始，《坤》之资生，仁也。
惟仁以始，惟仁以终，故曰“乃统天”。统天者，统天之所有进，而六位时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贞”终，则始无“贞”而终无“元”。
俯仰以观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贯乎？故夫人君之以仁体元也，自践阼之初迄顾命之顷，无异致也。初年而元，将二年而不元矣，其将取法于“亨”乎？
而体仁长成人之德，岂一年而竟乎？志学之事，在谨于始；凝道之功，必慎于终。
故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载，历终如始，而大始者不匮。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杀，秋冬杀而固有其生。有序成，无特用也。
仅然以始居仁而莫统其后，则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贞者倚于谅矣。呜呼，为此说者之强言立义而强义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无一时之宜，不足以陷愚人，无大义之托，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恶佞，恐其乱义也。因时而适宜，舍小以成大，皆义说也。陷隐公于愚者，必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成郑庄之忍者，必曰祸在宗社，兄弟为小。
持之一日，协之众口，而谓不然者鲜矣。微子非不谂纣之足以亡，而去之若惊，亦以人臣无将耳。舜不以忍试之象，顾封之而且以弭其奸。故义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则制物之义由己立矣。
故曰义内也，非袭取而可无馁也。义在内，故外无权。以心生义，以义从心，佞者之义说乃悯默而不敢试于前。鲁、郑之君怵于利深矣，恶足语此。
利贼义，佞乃乘之而大祸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无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亲也。故事父母以谏，而有所不谏。墨胎君之于叔齐，帝乙之于纣，鲁惠公之于轨，屈道以徇爱，宗臣之所必违，廷臣之所必争，天下后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与隐公，道不得而兴。
夫以亲之有大恶而己不得与，其存也不谏，其没也不违，则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轻于亲，则捐身以从亲；事亲立身，皆身事也，则诚身以顺亲。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谷梁子欲隐公之据其位，以为正亲之道，失其所事亲之身，而道圮久矣。孝子之立身，亲之得失且姑置之，而况其他乎！
隐公无可立之义，则可以摄；隐公固有可立之义，则不得复为摄矣。不得为摄，故隐公之立为争国，《春秋》必绌其乱；不得为摄，则桓公之立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贼。周公无嗣周之义，是以摄而不惭。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别嫌明微，而后义喻于心。
夫妇之道，从以为顺，别以为正。从而不弛其别，别而不悖其从，履正而行顺矣。从者天也，天以合为德，使人殊于草木之无情也。别者人也，人以辨为纪，人之殊于鸟兽之非性者也。生而从者，妇之顺；生而别者，夫之正。逮其没矣，孝子慈孙为合而从之，以敦亲也。
合而从之，必辨而别之，以致尊也。不辨无别，一之相从，则是为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矣。夫孝子慈孙以道尊亲，而岂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为墓者，丈夫从于丈夫之党，以其昭穆而祔于王父；妇人从于妇人之党，以其昭穆而祔于王姑。崇别者，使之居正以终。所谓以道事亲，而尊之者至矣。
母之丧服替于父，父在则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则将等夷之而无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邪？无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义制礼，而尊其母者可伸。故丧有异服，而葬无异制，别则得以伸恩也。
且夫祔庙之礼，衬于王姑而弗同寝，厚其别也至矣。别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亲。故有事则告配而合食。合食者亲之也，告配而后合，则以示夫合之者子孙之义，非先人之志欲，尊亲之义，并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肇性，形开情，性率道而尤不苟从，情统欲而且使无别，是为导谀之子孙，不能以性事亲而爱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
古道替，礼意湮，私欲横行，天理不复，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则留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昵之情处其君亲，不孝之尤。而说《春秋》者且以为古。张氏洽。邪说殄行，嘻，亦甚矣！殡非殡，葬非葬，乖死者归藏之期，而悬拟生者之旦夕同处，何不仁也！
君子以性治情，则情顺而性正，视其亲犹己也，视其亲之亡犹存也，则何事此婉昵者为哉！
隐夫人子氏薨，而不书葬，著恩礼之不逮焉尔。隐公之为君，大夫卒而不视小敛，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为已薄，著其事而义自见也。
《谷梁》谓“夫人之义从君者也”，夫生从君，而死从王姑，礼别而义殊矣。一而无辨，此恶知礼意哉！
义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否破而无有萦迴其间者也。故以让制者远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摄制者不疑而让摄，舜、周公是已。恶有持君父之家国，中立于辞受，退不避其荣，进不任其重，萦迴两端以交丧哉！
隐公之可有国，与其不可有国，一惟制之审耳。其不可有，即其可有而欲不有，则如泰伯、虞仲，离之千里，而兴废之故不再与闻，可矣。如其可有，则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窜殛惟所施；定宗礼，翦商、奄，诛二叔，唯所用义不得复听之他人矣。
今所不避者荣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卫，行矣；公子翚固请而伐郑，行矣；先期而伐宋，从之矣。乃若曰吾摄也，弗执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国家，倒权而授之臣下，而鲁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岂徒丧其身之足以偿责乎？嗟乎，于肃愍之不免于祸，天也，人已尽矣。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正之途，荏苒逡巡，祸固不可避，而咎随之矣。《易》曰：“过涉灭顶，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灭顶之不恤，而况其他乎！
“卫人杀州吁于濮。”大词也。大卫人之杀，而天下固不能难也。当时之蠹法者，莫甚于弑君之贼，与于会则不复讨。大国之不能讨，而国人固不敢讨矣。宋、鲁、陈、蔡俨然以友邦之礼礼州吁，厚树之兵而张威于外，乃卫人之杀之如蹑逸豚、如逐失穴之虺而无难也。故奉大义以行所得为，习俗不能违，强援不能争，已成之势不能掣。《春秋》大卫人之杀州吁，而天下无不可为之义矣。
“庚寅我入祊。”幸词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重幸词也。人归之则必入之，而犹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祊，故曰幸词。与人伐国，己独得地，辛未有所取焉，辛巳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词也。
非《春秋》之幸之也，鲁幸之也。鲁幸之，而为之幸词，所以达小人侥幸之情也。
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无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岂人之愚而己之独幸哉？
鲁之为利取也，成于郑之亢周也，成乎齐之图伯也。郑有凌蔑君父之恶，而鲁分其恶；齐得郑以成其势，而鲁因成之。终春秋之世，鲁以懿亲元侯，驱役于齐、晋、楚、吴，而不能自振以弥缝王室，自此始矣。
幸之所成，咎之所启，可弗畏哉！长孙无忌以宝赂而族灭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见制于宗闵，要终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为幸！
鲁没于利，惟郑指而趋合于齐，愚矣。乃郑何为者？以利贸鲁而为齐驱也。故鲁愚而郑不独智。
夫愚者恒自智也。鲁曰：“合于齐，非吾病也，而三得邑，是坐获也。”鲁智则愚将在郑，郑智其出鲁下乎？
乃郑抑曰：“祊非我利也，既授之鲁，入之矣，其能终利我许田乎？若郜、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为吾贸也。且鲁既收之于郜、防，则不得复收之许。是以二邑易一国也。”故齐以许让鲁，而鲁不敢有，迨于兼许，而郑之自智也效矣。
故之三国者，惟齐为若不智，取之宋则鲁有之矣，取之许则郑有之矣。孰知齐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
以齐之智，行之以义，其可王也。虽然，齐之取偿于二国者，又在纪也。鲁欲合郑救纪而不能，齐制之矣。故之三国者，狎相没于利，而得之益缓，利之益大，据之益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齐独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