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明天约好了和陶总、代局和伍导一起去南京见林省，所以我今天晚上从上海赶到江城，住在我妹妹家。由我妹妹家的房子，想起了曹健良。把他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再言归正传。
我妹妹住在桃李新村，距离市中心新市口三公里。我女儿跟她母亲美文住在她外婆家。她外婆家就住在新市口附近。女儿过来看奶奶时，就骑着自行车，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到了。不过，女儿功课紧张，除了要完成大量的作业，还有许多课外辅导。能抽出一点时间来看奶奶，也真是难为她了。
前几天我回来见高博士时，已经和女儿一起吃过饭了，这次回来，我就只给女儿打个电话，问问她的学习情况；就不再约她过来了，免得影响她的学习。
我妹妹家住在六楼，是顶楼。六楼便宜，而且当时买的时候，这里的房子也只剩下六楼了。我母亲身体好的时候，爬上六楼没有问题。当母亲生病时，上楼时就由我妹夫背着上楼。
有一次，母亲脚受伤了，妹夫不在家，是由我妹妹把母亲背上楼的。妹妹虽然个子小，在上山下乡的时候腰部受过伤，但她还是硬撑着把母亲背上了楼。我妹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和我母亲与我外祖母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她俩是世上最亲的人，但又总喜欢在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上拌嘴生闷气。
在妹妹家的这套房子里，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我母亲住在小卧室里。我外甥女阿珠比我女儿大一岁，她初中毕业后考取了江城商业学校，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女孩子大了，不愿意跟老人睡在一张床上。她自己在餐厅里搭了一张小床铺。小床铺靠着餐厅的一只墙角，床边就是餐桌。吃饭的时候，这张小床铺可以当餐椅使用。我来了，外甥女的这张小床铺就让给我睡，她自己到附近要好的同学夏丽家去借宿。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个人约好在新市口碰头。代局前几年在区农委当主任的时候，在新市口分到了一套房子，陶总住在新市口他岳父家祖传的一间老屋里，伍导则乘坐三路公共汽车从学校赶到新市口，我妹夫用自行车把我从桃李新村送到新市口。
陶总、伍导和我先到约定地点，过了一会儿，代局的专车，一辆红色桑塔纳开过来了。司机下车把车子交给我开，他自己乘公交车回家。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当司机的命，我坐车晕车，只能开车。
我开着车沿着解放路往南走，过了青年广场，不远处有一家新开的大超市。这家超市的规模，当时在江城名列第一。它是由上海的农工商超市来江城开设的大卖场。这家大卖场是由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仓库改建而成的。进超市大门之后，一排十几个整齐美观的出口收银道闸顿时让江城人眼前为之一亮；很多人为之惊叹，原来，超市可以做成这么大。
其实，在六年前的一九九五年，法国的家乐福与德国的麦德龙就已经在上海开设了大卖场；一九九七年，台湾的大润发和泰国正大的易初莲花也紧跟着进驻上海。在外资大超市的引领下，上海本土的农工商超市也于一九七七年开出了第一家大卖场。现在上海农工商又将大卖场开到了江城。
代局让我把车停在农工商大卖场门口的停车场上，他要进超市给林省的儿子买点小食品。
这辆红色桑塔纳有点年头了，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它抛锚了。我只会开车，不会修车。代局说：“别着急，我让司机换一部车过来。”
代局从担任镇长开始，他的座驾就是桑塔纳。他有专职司机，他对开车没兴趣，所以他一直没有去考一本驾驶证。
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国家实行了公务用车改革制度，代局已经习惯性地享用了二十多年的专车和专职司机，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虽然单位在经济上给他作了补偿，他也没有拿这些钱去学驾驶，更没有去买车。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公务用车已经改革了这个情况。有一次到了江城火车站，我还是习惯性地给代局打电话，让他派司机开辆车送过来给我开。
代局在电话里对我说：“老大哥太不关心时政了，我的公务用车早已被改革掉了。我不会开车，我现在出行全靠打车。你找陶总要车吧！”
说着说着就扯远了，让我们再绕回来。
代局的司机又开了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过来，我开着它驶上了高速公路。那辆红色桑塔纳则交由那位司机来处理。
林省家住在南机所附近的一座新村里。他家住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这套房子还是林省在南机所任室主任的时候由单位分配的。南机所的室主任属于正处级，所以，他这套房子的楼层不错，位于三楼。
林省自从被调到琼岛去工作，已经六年时间过去了。但他的家一直还留在南京。他爱人还在南机所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儿子在这所中学的附小里上小学。
夫妻长期分居毕竟不是事儿。这一次，经过省政府后勤部门的协调，林省的住房问题，他爱人的工作调动和他儿子的上学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林省这次回家，是借出差机会来帮助他们母子搬家去琼岛。
一见面，林省就纠正代局对他的称呼：“不要叫我林省，叫我大江听起来顺耳。永顺、冲大、元民，还有老张，大家都叫名字。”
在我们五位同学中，数我年长，大江对我特别关照，他在给我的称呼中特地加了个“老”字。
大江的爱人虞老师和儿子晓宇，我们是第一次见到。晓宇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大江把他喊了过来。
晓宇长得白白胖胖的，他斯斯文文地站在我们面前，把三位叔叔和一个伯伯轮着叫了一遍。
永顺拿着从江城农工商超市里买来的小食品送给晓宇，晓宇一面推开，一面嘟着小嘴说：“这么一大包礼品啊！我可不能收，爸爸和妈妈都不让。”
冲大的儿子和晓宇差不多大，他这个当博导的会哄孩子。他从永顺手里把这一大包礼品拿过来，向上抛了一下，再用手接住。他对晓宇说：“你看，像气球一样！这包东西看起来很大，其实很轻。”
可不嘛，这些都是当时的儿童流行食品。什么爆米花呀，薯片啊，旺旺雪饼啊等等，都是以膨化食品为主。这包小食品，看起来鼓鼓囊囊的一大包，可是，拎起来则轻飘飘的。
晓宇还是不肯接。大江把这包东西接过来，递给晓宇说：“这是叔叔们给你买的小零食，可以收下。谢谢叔叔吧！”
晓宇这才把这包小食品接在手上，又对我们说了几声谢谢，然后才高高兴兴地回房间里去了。
虞老师个子高高的，端庄文气、朴实大方。她热情地请我们就座，先给我们沏茶，又给我们递烟。我们都端起了茶杯，但谢绝了香烟。
永顺、元民和冲大三个人本来就不抽烟。我打进工厂当学徒就开始抽烟，后来在六年前的国庆节让我下决心给戒掉了。因为我的嗓子受不了，一抽烟，咽炎就犯了。
大江本来是抽烟的，不过烟瘾不算太大。他去琼岛从政之后，经常要参加会议。在会场上，每当烟瘾来了，点起一支烟叼在嘴巴上，他觉得有损形象，结果他也把烟给戒了。
虞老师见我们都不抽烟，就又给我们拿来一碟瓜子。五个不抽烟的男人喝着茶，嗑着瓜子，聊着天。
过了一会儿，大江在南机所的原同事过来请林主任去聚餐。这位原同事还是按照大江在南机所当室主任时的职务称呼他为林主任。
林主任，还是叫他名字吧，大江对南机所感情深厚。他曾经在这里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度过了十三个寒暑。这里给了他科研和创新的舞台；在这里，他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成长为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和行政级别为正处级的室主任。这一切，都为他后来赴琼岛从事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江在回南京之前，曾经和老同事们通过电话，约好了由没出差尚在所内的四位同事在所内职工食堂为大江接风洗尘。我们在江城的四位同学要来的消息，大江早已从元民的口中得知。大江已通知这几位同事，将我们四人也纳入聚餐人员的名单之中。